传统上一般认为，金融业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而现在，应该重点研究如何让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实现共同富裕服务。

在国际金融机构和多边开发机构里，有一点我认为是要保留的，即一美元一票的规则是不能改的。因为世界银行当时的使命是帮助重建，虽然它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的宏观监管影响力，但在重建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是很大的。

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对偏离常态进行和缓的、稳步的、适度的调控。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经济重心转移再次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时候，法西斯的失败已没有悬念，反法西斯国家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防止战争再次发生。我说，世行担任指挥，不管我钱出多少，就给我一个位置，我拉小提琴也行，吹黑管或双簧管也行，让我们一起演出一个交响乐，我不跟你争。比如，当世界银行对一个国家的贷款达到上限了，不能再贷款了，我们亚投行就补充资金，并由世界银行继续起主导作用，亚投行配合。

按GDP算，中国是最大股东，我们的股份占30%，投票权是26.06%。为什么？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7年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全球的经济预测是很积极的，没有预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可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总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巨量流动性引致资产价格上涨，使得货币当局也不得不审视其只管货币，不管金融的传统立场，开始关注资产价格上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关于政府债务，重点要考量两个方面：一是债务资金的用途，即债务资金的支出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这背后的力量主要是泛滥的流动性。以上向大家报告了我对几个主要的债务问题的分析和担忧，谢谢各位。也就是说，全世界GDP的债务密集度在2020年底达到3.55，创造了新高。

在听证会上，耶伦给出一个新的可持续性解释。二是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占比较高，主要取决于中央和地方博弈。

这几次浪潮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个问题涉及面非常广，今天，我仅就其中的五个方面展开讨论。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50年里，全球已经历了四次债务浪潮。非常高兴社科院金融所传统的中国金融发展报告有了新版本。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负资产。于是，债务的发行和偿还就有了新特点，即，富国可以通过印钞票来偿还债务、用债务偿还债务的问题非常突出。《现代货币理论》（MMT）清晰地论证了这个过程，其中有一段话更是一针见血：整个世界被美国耍了两次：一次是美国用美元过度进口，另一次是美国用美元支付债务利息。2010年之后，地方政府杠杆率始终高于中央政府。

度量房地产市场风险的一个简单指标是出现负资产，就是房屋的市价低于未清偿贷款余额。对于中国居民债务和杠杆率问题，有四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其增长趋势。

从数字上看，美国政府现在每年支付的国债利息接近6000亿美元，但由于利率持续走低，国债利息占GDP的比例已经创下至少30年来的新低，也就是说，30年来，耶伦指出的国债可持续条件始终是存在的，美国债务并没有不可持续之虞。这种状况并非我们所愿看到的。

居民债务和杠杆率快速且持续上升，是不争的事实。刚刚所说的债务、利率等关系。进一步，市场风险相互叠加，会使问题更大。她指出，如果后者持续走低且低于前者，则表明债务是可持续的。富国负债本身就不合逻辑，更大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还掌握着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权。这个循环已经行之多年。

第四，债务机制的国际视角。大家一定注意道，最近中央又在关注一些城市的房价上涨问题，房价在经济下行时为什么会上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从各省经济增长（人均GDP）和其地方债务（债务率）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省市区呈现低经济增长和高债务率并存的现象，这就比较危险了。毋庸置疑，这种收入结构隐含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地方政府不能依靠自己的收入去平衡自己的支出，这是一个危险的财政现象。

（本文系作者近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金融报告2020：新发展格局下的金融变革》新书发布暨高层研讨会时的讲话） 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债务 。首先，债务泛滥由来已久。

仔细分析，MMT的分析与耶伦的观点异曲同工欧洲多年前就将气候变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内容。现在有几个领域大家都很关注，其中一个是跟碳足迹挂钩的金融产品，银行可以做跟碳足迹挂钩的贷款，债券市场可以开发跟碳足迹挂钩的债券。这些风险确实是需要关注和应对的。

中资机构里面，海通国际应该是第一个宣布了自身碳中和规划的金融机构，2020年底它表示要在五年之内要实现碳中和。举例而言，挪威最大的主权基金Norges Bank是强有力的资管绿化推动者，他们分配了很多绿色资金给到资产管理人，包括在中国资产管理人也受他们的影响。

第八，金融机构自身运营碳中和的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在推动绿色产品创新中的作用 第五，碳相关产品的创新。

而且Norges Bank主动用积极股东策略（Engagement）去影响被投企业。除了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会披露的绿色资产、绿色信贷外，国外现在也在披露棕色资产的敞口，这也很重要。

第四，棕色资产敞口的计算和披露。第六，转型金融产品也非常重要。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既要动员更多的绿色资金，也要有序地引导资金退出高碳产业。   关于金融支持碳中和的国际经验，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如何来动员私人部门资金参与低碳投资，二是防范气候风险。

我认为，对此类风险不能只有一个预测，应该鼓励大家都来做研究，最后可能两边是极端的预测值，各种预期形成概率分布，但有一个中间值（Mean），预期就会逐步稳定。资产所有者是谁呢？比如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公司等，这些有钱的机构把钱分配给资产管理的机构，给钱的时候就告知管理人必须按照ESG的原则、负责任的原则，向低碳的、绿色的、可持续的资产进行倾斜配置。

从2013年到2020年，北京PM2.5平均值由90降到38，而环保部门对中国城市PM2.5设定的2030年目标是35，目前已经非常接近该目标了。在今年由人民银行发布的新绿债目录中，我们也借鉴了欧盟的无重大损害原则，剔除了清洁煤技术等高碳项目。

我国在这一点上也有尝试，中国工商银行最早在2015年做了环境压力测试，当时主要是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带来的对信用风险的影响。例如，在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下试点的英杰华集团（Aviva），该机构会统计股权投资、债权投资所支持项目的碳排放，这被称为碳足迹。